年味里的乡愁

过年临近了，母亲去赶场买来了一些过年祭祖的物品。每年除夕，母亲总要去祭桥，祭井，祭大树，祭土地神，每祭一处都要百般虔诚地焚点化帛，敬供酒肉。看着母亲从背篼里取出蜡烛和香纸等物，心中不免又泛起儿时过年那酸酸甜甜的回忆。

过年写对联是父亲一件必不可少的事，不但要跟自家写，还要跟乡亲们写。大年三十那天，拿红纸来叫父亲写对联的人络绎不绝。堂屋里燃着一盆旺盛的炭火，乡亲们就围坐在火盆边，谈笑风生的聊一些家长里短，窗外飘着大朵大朵的雪花。父亲站在桌边挥毫书写，围着观看的人不管懂不懂对联的含义，都是“写得好写得好”的赞叹一番。父亲写对联时十分严谨，从折纸、裁纸、磨墨、构思到书写，都显得毕恭毕敬、一丝不苟。母亲再忙再累，只要是父亲在写对联，她就心甘情愿的包揽了所有活儿，还要腾出时间来喜笑盈腮的招呼客人。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幼时受外公家教的影响，对文字也是很崇敬的。乡亲提着写好的对联提脚要走时，总要从兜里掏出几匹旱烟放在桌上以示酬谢，父亲不要，父亲帮人写对联不认为是付出，认为是别人看得起他、看得起他的文字而感到荣耀。

大姐和二姐也没空着，熬起她们用来粘鞋底的魔芋浆糊，把崭新的棉纸贴在万字窗格上，再在棉纸上贴上火红的蝴蝶呀，蜜蜂呀，鲤鱼呀，鸳鸯呀之类的剪纸，简陋的木房被这样一装点，顿时就有了动人的色彩，焕发出了别样的韵味，喜庆一下子就弥漫了整个屋子。

晚饭后，母亲叫我们写作业，还叫姐姐们对着中柱洗头，说这样来年读书就顺当，头上就不生虱子。

母亲早就说的，三十夜晚我们几姊妹每人送两块钱。待我们写完作业洗好头后，母亲果然从红布袋里拿出两元钱，从大姐开始，依次让我们在手里把捏一会，然后又收回去小心翼翼地折叠放回红布袋里。母亲是哄我们的，这样做只是让我们也能摸一下钱，预示来年般般顺遂、财运亨通。

“三十夜晚的火初一的灯”，我们都睡觉了，爷爷还在火屋里烧一根又老又硬的杨梅树，就着一豆昏黄的油灯守夜到天亮。刚开始，爷爷为了让我们多一些时间陪他，就讲故事吊我们的口味，什么董永遇见了美丽的七仙女啦，牛郎和织女在七月初七的夜晚相会啦等的，但不管爷爷再讲得再绘声绘色，我们却实在抗不过瞌睡虫的缠绵，最后还是眯着眼向前一挺一挺的进入了迷幻状态，爷爷见状就大声说：“好啦好啦，快去睡去吧，瞌睡前辈子欠你们的帐。”

大年初一挨家挨户的去吃油茶也是一件乐事，每进一家都要在打开大门时声音响亮、慷慨激昂的道一声“发财！发财！”。年轻的后生仔比看谁吃得多碗油茶，记得一个叫“海哥”的年轻人就有连吃了十三碗的记录。吃油茶比赛孩子靠不上边，我们也跟着年轻人挨家挨户的去道那声“发财”目的是去接受主人馈赠的鞭炮或花花绿绿的炒米。中午，穿着簇新衣服的男女青年集中在寨前的晒坝坪上堆雪人、打雪仗，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大年初二，乡道上来来往往流淌着去走客和来走客的人，他们带上礼物，牵着孩子，满面笑容的跟人打招呼，相互祝福。整个寨子弥漫着炮竹、肉香和香纸的味道。晚上，家家户户都传来高亢的猜拳声和哄笑声，直到深夜才渐渐隐去。

鞭炮是我们过年最喜欢的玩物。我们舍不得把大人送的成挂的鞭炮一下子放完，就解开一枚一枚的燃放，胆子大的拿在手里放，胆子小的将炮仗插在墙缝、雪地里，点燃后就捂住耳朵急促跑开。

父亲去世时我才十二岁，过年时，母亲“软硬兼施”的逼我用父亲留下的毛笔为乡亲们写对联。我写对联时，母亲就站在一边无言的敦促我写好每一笔，生怕别人嫌我写不好次年再不来叫我写了，生怕我亵渎方方正正、至高无上的文字。我不敢怠慢，尽管笔法不及父亲，但一撇一捺无不透出一个少年和一个普通农妇的淳淳心意。

……

岁月像手里的沙子总是握不住，不经意间四十多个春秋擦肩而过。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已不再为过年而兴奋，反而为过年需要繁琐的接人待物和“宁可伤身体不可伤感情”的陪客人喝酒而烦心不已，那些纯真如棉花糖一样的幸福完全留给了童年，留给了记忆。

按理说现在的年味更浓，因为饭菜更丰盛了，衣服更漂亮了，炮仗更响亮了，灯光更旖旎了，烟花更灿烂了，但为什么感觉年味越来越淡呢？这除了我们告别了五彩的童年心态变化了外，物质的丰盈恰恰是主要原因，平常吃的用的穿的都像过年一样，过年就没有了本质的意义。想过年，只不过能暂时抛开公务或农事的的牵绊，坦坦荡荡的享受那么几日而已。

不过，日今过年多了一道情感风景线，那就是家人团聚。由于社会结构使然，在外地打工、求学、工作、做生意的人比比皆是，过年就成了亲人团聚的纽带，献一把厨艺，温一壶老酒，辅辅孩子功课，跟老爸老妈捶捶背、洗洗碗、唠唠家常，这些烟火味儿就成了日今过年的主餐。正是这种味道，才延续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乡愁。（龙立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