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量年轻人外出打工，村里留下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 蒋能杰 摄

　　邵阳新闻在线讯（记者 李逢源）只在家待了半个月不到，7月5日，蒋能杰便已踏上开往河南的火车，预备拍摄新的电影纪录片。在此之前，他刚刚结束了《村小的孩子》在全国的巡演。这部纪录片，是蒋能杰的代表作之一。它曾在2013年9月获得法兰克福中国电影节观众票选一等奖，位列二等奖的是《钢的琴》。自2009年以来，蒋能杰便回到家中，使用摄影机，对准家乡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抗战老兵等群体，坚持跟拍他们的生活，用最朴实的镜头，带给人们最真实的震颤。 

　　忠实的乡村纪录者

　　“我一个人要当导演、摄影、剪辑，还要策划巡演，确实太累了。”当见到记者时，蒋能杰不由感慨。这次巡演，从3月底持续到6月中旬，历经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等11个城市，共计有上百场放映会。其中绝大多数放映，蒋能杰都亲自参与了。这一路的奔波，也让他“瘦了十多斤”。

　　去一趟蒋能杰的家并不容易。它位于新宁县一渡水镇光安村。这里被崇山峻岭环绕，蒋能杰的家便在半山腰上，每每从镇上骑摩托车回家，得花至少20分钟。距离并不是最主要的，每次上山，还必须经过不少陡坡急弯，宛若坐过山车一般。对于这些，蒋能杰笑谈已然习惯。

　　他的父母，在村中经营了第一家杂货店，父亲每五天去山下进一次货，主要经营一些零食和日用品，不少村民都乐意光顾这里。杂货店里面还有几间房，就开辟用作卧室，蒋能杰一家人都住在此处。

　　蒋能杰的棉花沙影像工作室，就在他的房间里。尽管仍旧是农村传统的土坯房，但房间里已经配备了电脑，如今几乎每晚，蒋能杰都用它来剪片子。这几日，村里的网线不知为何断了，联不了网，蒋能杰打了电话叫人维修，可维修人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来。电脑旁边有一个书柜，里面摆满了书，如贾樟柯的《一个人的电影》、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等等。

　　蒋能杰直言，自己喜欢历史，拍摄纪录片，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记录历史。虽然他在大学里获得双学士学位，一个是工业设计，一个是工商管理，都跟拍摄纪录片没有太大关联。毕业后，他曾在深圳一家超市找到一份工作，担任招商管理部见习主管。这是个没有实权的职位，干了半年，蒋能杰还是选择回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拍摄纪录片。

　　6年跟拍农村留守儿童

　　之所以会关注留守儿童，蒋能杰表示，这跟自身经历有关。在他十一二岁时，母亲便离开家，前往广东从化务工。在以后的十余年间，几乎只有到过年的时候，蒋能杰才能看到母亲的身影。然而，跟现在的孩子相比，蒋能杰觉得，自己已经算幸运了。“那时候我父亲还在家，而且十多岁也算懂事了，现在的父母在孩子很小时就离开家，让他们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但很多事情，爷爷奶奶根本管不了。”

　　2009年，当蒋能杰大学毕业的时候，光安村小学已成危房，无法上课，不少小学生只得长途跋涉，早上天没亮就起来，步行赶往镇上的小学就读。对于农村学校的撤并，蒋能杰始终认为会给孩子们的家庭增加不少成本。他开始关注村小的发展，并用摄像机将其记录下来。最终，经过媒体的呼吁、企业家捐赠，在2010年，新的光明小学又建了起来。

　　现在，光明小学拥有漂亮的教学楼、完备的桌椅、现代的厕所，近来还新建了食堂。“大概是这附近村里，条件最好的小学了。”蒋能杰语气中满怀自豪。但实际上，对此，他仍然不甚满意。目前，村小得以提高的只是硬件设备，但教学质量并没有相应完善起来。“现在的光明小学，仍旧只有三个老师，一个老师教一年级，负责所有课程，老师都不是全才，怎么能什么都教呢？”

　　针对这种现状，蒋能杰只能表示无奈。由于农村待遇微薄，难以吸引优秀老师任教。“现在不少学生初中没读完，就外出打工了。”作为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回到家乡，蒋能杰感到更多的是焦心和无能为力。“父母都在外面，家庭教育已经缺失，爷爷奶奶文化水平不够，没办法教孩子，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也都不够完善。”

　　在各大城市举办放映会期间，经常有同学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面对留守儿童的现状，应该怎么改变呢？”对此，蒋能杰只能表示：“我只是记录者，我只提出问题，而不负责解决问题，我也解决不了问题。”蒋能杰觉得，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政府，需要重视农村教育，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引导更多教师前往乡村任教。

　　尽管短期内，提高乡村教育质量希望不大，但蒋能杰仍旧愿意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最近，腾讯公益联系了他，邀请他参与“快乐运动场”项目，目的是以众筹的方式，为乡村小学修建运动场。蒋能杰推荐了离家30公里外的板石小学。这个学校有100多名学生，但至今仍没有运动场，下课后，孩子们主要是玩泥巴，爬树。蒋能杰在此拍了些照片，传给腾讯公益。经过一系列的宣传，目前，湖南地区收到的捐款数额已在全国排名第一。

　　爱乡村，但不得不离开

　　在《村小的孩子》全国巡演期间，蒋能杰的儿子周周出生了，如今已有两个多月。此前，蒋能杰特意估算了预产期，踩着点赶回家迎接儿子出生。但仅仅呆了半个月，他又马不停蹄地出门，赶赴接下来的放映。他笑称，今年他收获了两个孩子，一个是《村小的孩子》最终版，一个就是他自己的儿子。

　　儿子的降临，改变了蒋能杰很多。与独立公益纪录片导演相比，蒋能杰如今更乐意接受的身份，只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为了给孩子“赚奶粉钱”，保证家人以及合作伙伴的生活，他如今也决定，适量参与一些商业活动。虽然在钱和商业世界里容易迷失自己，但蒋能杰表示，会把握作品的自由度，在理想与现实间左右权衡。

　　起初，蒋能杰的工作室，是由他和堂哥共同运作。但后来，堂哥在县城开了家影楼，生意一直忙不过来，也就慢慢淡出了公益摄影。现在，蒋能杰的合作伙伴主要是妻子，帮他整理一些文案。最近，24岁的王明飞，一位洞口农村青年，也选择加入蒋能杰的团队，负责摄影以及后期剪辑。王明飞此前也担任过一些公益活动的志愿者，他表示，跟着蒋能杰干，即便刚开始收入微薄，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尽管热爱家乡，热衷于村庄的优美与宁静，但考虑到小孩未来的教育，蒋能杰也有了三年内搬去长沙的打算。深感乡村教育的薄弱，“不能让小孩在村里上幼儿园”，激起他离开村庄的念头。

蒋能杰和他的棉花沙影像工作室。李逢源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