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云：“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孙中山先生却在其《孙文学说》中提出了“知难而行易”的不同见解。中山先生早年学医，从医学角度说，一种疾患，弄清病理病因十分艰难，弄清楚了，对症下药，就相对容易。可是中山先生在其不平凡的一生经历中，也认定了一个事实：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可能是知难行易，而在社会改革领域却是知易而行难。要不，他主张的“三民主义”、构想的《建国方略》与追求的“世界大同”为何如此难以实现？道理是，自然科学领域的进步，能给所有人带来好处，人为障碍比较小；而社会领域的变革，必将触及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定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百般阻挠和疯狂反抗。先秦商鞅变法如此，北宋王安石变法如此，清末戌戍变法更是如此。行之艰难，难得非凡，难得惨烈！新中国建立后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强而有力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具有中国历史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所不可能具备的条件。尽管如此，事情也非一蹴而就。看看30年来的改革开放，便知要将所知变为所行，也并非容易。只说推行党内民主这一重大课题，从知的角度说，都熟知党章早有明确规定。都知道党的十六大发出的警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也都知道党的十七大对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方方面面作出了具体部署。让我们警醒的是，还有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在谈及干部制度改革时那几句掷地有声的话：“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直接涉及权利和利益关系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有危险。”所有这些，对于党内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不可谓不知吧！但是，知不等于行，知不易而行更难。目前，包括党的干部制度改革在内的党内民主建设，知与行的差距不是仍然很大吗？党内改革尚且如此不易，社会改革自然更难。
    知不等于行。我们懂得的东西确已不少，问题在于很难做到知行一致。比如说，道德是有底线的，法纪是无情的，谁不知道？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只是人民的公仆，要按主人意愿办事，不能反仆为主，搞长官意志，搞独断专横，谁不知道？为官要清正廉明 ，不能挥霍浪用 ，不能贪污腐化 ，谁不知道？行事要光明正大 ，不能暗箱操作 ，不能弄虚作假 、欺上瞒下 ，谁不知道？要任人唯贤 ，不能任人唯亲 ，更不能买官卖官 ，谁不知道？纵观古今 ，所有犯事者无不可以一言以蔽之曰：非不知也 ，是有禁不止 、有令不行 、明知故犯也！明知故犯的根子在于私欲的膨胀 ，在于公权的滥用。于是我们懂得了 ，要变难为不难 ，就必须将行为好坏作为衡量干部的首要标准 ，就必须在净化人的思想上下功夫，就必须“将权力关进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