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男子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案被云南高院二审改判死缓，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云南高院接受检察建议，启动李昌奎案再审程序。7月17日，受害者父母收到云南高院的再审决定书。（7月17日新华网）
　　
　　李昌奎案被称为“赛家鑫”案，在媒体上持续发酵。仅腾讯网一处的网络投票就显示：97.61%的网民要求判处李昌奎死刑。
　　
　　说与国际接轨，废除死刑，是可以接受的。说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有信心把罪大恶极的杀人犯改造好，废除死刑，是可以接受的。说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有条件让杀人犯活着，在牢里改造，也是可以接受的。不管找出什么样的理由来废除死刑，只要人大开会宣布修改刑法废除死刑，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完全应该接受的。有意见可以保留，但必须执行。这样才能体现法治精神，才能建设法治国家。
　　
　　死刑制度是一项法律制度，属于上层建筑内容，取决于经济基础，最终取决于生产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死刑应用相当广泛，统治者把死刑当作巩固专制统治的不二法宝，大开杀戒，草菅人命。随着历史的进步，法律大于王权，死刑得到限制使用，后来在一些国家被废除。
　　
　　毛主席说过：“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少杀慎杀”，“宽严相济”思想一直在我国的刑事审判中所强调。虽然顺应国际潮流，量力而行地取消了一些财产罪的死刑，但至今我国没有废除死刑，特别是对人身暴力犯罪。
　　
　　可见，死刑制度的存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曾经存在死刑是合理的，以后废除也是合理的。我国目前尚存死刑，最大的理由就是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很高。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后废除死刑是必然的。废除死刑应该缓行，而不是立即取消。把立即废除死刑称为现代司法理念，把坚持死刑制度说成奴隶制封建制意识，并无多少硬道理。古今中外，只有当法学家的思想符合现实需要时，才有可能变成法律，否则，就只能是理论争鸣。
　　
　　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李昌奎摔死男童，手段特别残忍，二审改判死缓，舆论一片哗然。“少杀”、“慎杀”不等于不杀。李昌奎不死，死者亲属不能接受，公众普遍地不能接受。二审没有考虑“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没有满足公众的合理期待。李昌奎不富不贵，杀他并不能满足一些人仇富仇贵的心理。公众不是嗜杀，公众唯一的希望就是法官当“铁面包公”，严格执法，彰显正义，不要枉用三尺，法外施恩。
　　
　　司法之所以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就在于司法的公正。同样有自首情节，杀死一个人的药家鑫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为什么杀死二个人，其中还有一个3岁小孩的李昌奎却被判死缓？二审改判的公正性在哪儿呢？难道要创废除死刑的范例？
　　
　　司法需要理智，需要理性，不能以媒体审判取代司法审判。但司法不能孤立，不能拒绝舆论监督，更不能背离公众对司法的合理期待。否则，司法就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走上歧路的危险。
　　
　　现在有种倾向，就是把严格执法贬斥为机械司法，将个人的意志特别是领导者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脱离现行法律另搞一套，还美其名曰：“创新”。法律的生命力在于不折不扣的实施，否则，法律就是一纸空文。法律实施的关键在于执法者严格执法，特别是领导者带头模范执法。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法律才能至高无上。
　　
　　对于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发的故意杀人犯罪，慎用死刑，是完全应该的。如果将慎杀曲解为不杀，将自首可以从轻曲解为一律从轻，就是真正的机械司法。
　　
　　据称本案二审改判经过27名审委会委员讨论决定，那么这样的讨论有意义吗？自然也经过了有关领导审核把关，那么这样的把关有意义吗？早为人诟病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做法，为何就不能改掉？要说现代司法理念，那就应该遵循司法规律，克服日益严重的司法行政化倾向，真正做到“法官审案，法官判案”。这样，万一法官判错案，院长和审委会监督发动再审，才更有底气，才更有说服力。
　　
　　一个案子如果判得能够让公众狂欢，说明判决大顺民意，大得民心，这有什么不好？公众拥护判决，司法才会有公信力，才会有权威。而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不正是大家孜孜以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