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过去是指穷人过年如过关。而今过年不再如过关，但“年关”对许多领导干部来说却是考验廉洁自律做得如何的“廉关”。“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节。”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年节尤其是“年关”腐败问题的集中性和严重性。可以说，“年关腐败”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痼疾，很值得人们深思。

　　中国人自古讲究礼尚往来，逢年过节送点年礼已成传统习俗。正常的、适度的人情往来本无可厚非，但由于给领导干部送礼的人往往隐藏着各种不良动机，这种人情便完全走了调、变了味。

　　一些人热衷于给领导干部送礼，根本原因是利益驱动，企图得到领导的“权力照应”：有的想打通审批等关节，以小钱换大钱，谋取经济利益；有的想在官职上能得到更快的升迁，谋取政治利益；有的想谋取方方面面的社会利益。真可谓“送礼之意不在情，全在利益之谋也。”，因此送礼的人看重的并不是与领导干部的“情”，而是领导干部或大或小的权力，其真实的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从掌权者那里获取实惠、捞得好处。

　　在年复一年的“年关”送礼潮水的冲击下，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防线开始松懈，免疫力、抵抗力逐渐减弱，甚至为自己收礼受贿找到各种心安理得的理由：有的人认为，人情往来“不好拒绝”，太较真了让人扫兴；有的人认为一年忙到头，年底收一次补偿一下也没啥；有的人认为法不责众，大家都这样做，只要做的隐蔽，就不会出事。于是，别有用心的人就抓住这一心理，从送土特产到送礼品，从送礼品到送“红包”，档次越来越高，分量越来越重。

　　大凡贪官都喜欢过年，他们把“年关”做为大肆敛财、突击满足私欲的机会。有关资料显示，因贪赃枉法而受到法律惩处的贪官，在春节期间肆无忌惮地索贿受贿的比例占所有案件的31％。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在沈阳市任职的4年间，先后有180余人在春节期间给他送礼达600余万元。逢年过节，他专门坐在办公室里收礼，因为送礼的人太多了，谁送了都记不住了，但没送的却能记住。上行之，下必效之。于是，各级各类干部纷纷利用年节送收礼品、礼金，结果不仅坑害了一大批干部，而且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福建省政和县是个地处闸北、人口仅22万的山区小县，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曾被称为“红包书记”和“无耻县太爷”的原县委书记丁仰宁每年都要回南平家里过年收礼。令人感到震惊和气氛的是，1999年春节正值政和县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造成的创伤还未平复，他却从家里带回了一个鼓囊囊的提包，令人眩目的红包让他的妻子好半晌才点清楚：近10万元。类似这样置普通百姓疾苦于不顾而大肆敛财的卑劣行径，怎能不使人民群众感到伤心和气愤！党群、干群关系有怎能不受到损害！

　　“年关”是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一次重大测试。领导干部既要做到严格要求约束自己，还要管好自己的家人，这样做虽不太容易，却大有好处，关键要看你自己有没有决心和勇气。我们不妨在自家的大门上贴上这样一幅对联：“不收红包，从我做起；不送红包，从你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