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一个夜晚，寒风卷着雨丝，斜斜扑打在柏油路面、枯黄草地和公园空荡的长椅上。湿冷的气息，顺着衣领往人骨子里钻。义诊归来的我裹紧白大褂，高跟鞋踩过积水，溅起细碎的水花。牛皮鞋面在路灯昏黄的光晕里，泛着冷冽的光。这鞋是去年我生日时弟弟送的，皮质紧实，缝线细密，任凭风雨侵袭依旧滴水未进。可雨水敲打鞋面的声音，依然轻易击穿了时光的壁垒。多年前那个踩着破鞋在雨中奔跑的少年，她沾满泥泞的裤脚、冻得发红的脚踝，还有她那最卑微的愿望，重重落回我的心头。

        关于鞋的记忆，始于三岁。在云南边境小城的百货商场橱窗前，我盯着一双装在透明盒里的童鞋挪不开眼：米白色格纹鞋面，鞋头别着两只银铃，轻轻一晃便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母亲攥紧我的手，指节泛白，指甲几乎嵌进我的肉里。我挣脱开，一屁股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哭嚎，泪水混着鼻涕在脸上纵横交错。围观的人越聚越多，有人低声议论“这孩子真娇惯”，有人打量母亲洗得发白的衬衫，目光里写满质疑。母亲的脸涨得通红，最后从裤袋里掏出一方叠得整整齐齐的蓝布，层层展开，将皱巴巴的纸币一张一张数给店主。走出商场时，铃铛随着我的蹦跳一路清脆作响。我低头盯着脚上的新鞋，以为这就是公主拥有的全部世界。

        我五岁那年，父母的小生意因“假货风波”彻底折本，只好举家迁回湖南乡下。母亲重操旧业在村口开了家饼铺，凌晨四点便起床揉面，炭火熏得她眼睛发红。日子刚有起色，顽固的头痛症便如藤蔓般缠上她。2008年秋天，母亲的诊断书像一片枯黄的落叶飘到父亲手上——脑部胶质瘤。家里所有积蓄被手术费掏空了，还欠下近十万元债务。病愈后的母亲不肯在家休养，依旧起早贪黑烤饼、卖饼。然而，父母的争吵越来越密，甚至父亲开始彻夜不归，泡在村口的牌桌前逃避现实。

        母亲离家那日，我十二岁，下着秋雨。她去了云南打工，临走前从镇上供销社给我买了双红色板鞋，鞋面是亮眼的红，鞋底厚实。我日日穿着，上学、放学、放牛，仿佛鞋子在，母亲的气息就在。直到某个寒雨潇潇的黄昏，在放学路上的水坑里，鞋底突然裂开一道长长的口子。雨水顺着裂缝灌进来，每走一步都发出“咕唧咕唧”的声响。同行的同学指着我的破鞋哄笑：“穷光蛋！没妈管的孩子就是没出息！”那些笑声像针一样扎进我的心里。我脱下破鞋，赤着脚在雨地里奔逃。冰冷的雨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分不清脸上流淌的是雨还是泪。在村后偏僻的巷口，我靠墙蹲下，低头审视泡得发白、沾着泥点的脚丫，第一次懂得，贫穷是种会渗进骨头缝里的寒意。

        那晚我抱着破鞋哭到深夜，然后拨通了母亲打工地方的公用电话。电话里，母亲的哭声和着我的哽咽交织在一起。她反复说：“飘飘，等妈挣到钱就回来，马上就回来。”

        亲情这根弦，拉得再远也会弹回。半年后，母亲拖着简单的行囊出现在村口。父亲红着眼眶接过她的行李，从此戒掉了牌瘾，每天帮着母亲打理饼铺。家里重新有了热饭的香气。我和弟弟像久旱的秧苗，终于等到了甘霖。后来家里盖起了四层小楼，瓷砖外墙在阳光下闪着光，村里人路过时总会投来艳羡的目光。可他们看不见，这墙基里凝固着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多少滴无声的泪水。

        2015年，我考进了本地最好的医院，成为一名护士。家里的鞋柜渐渐被各式鞋子填满——轻便的运动鞋、精致的高跟鞋、柔软的帆布鞋、保暖的雪地靴，它们做工精良，材质上乘，再大的雨也浸不透鞋面。可每次穿上新鞋，那种小心翼翼的珍重感，那种仿佛拥有了全世界的喜悦，却再也寻不回了。

        这时，手机响了一声，是弟弟发来的消息，将我的思绪拉回。弟弟说他顺利通过了教师实习期，下个月就能正式入职。母亲这辈子的心愿是儿女平安，各自有份安稳的工作，我们没有让她失望。

        有些伤痕从不曾真正愈合。它们只是在岁月里结成了厚厚的痂，成为最坚硬的鞋底，支撑着我们一步步往前走。

        （谢飘穗，任职于邵东市人民医院）